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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他不仅写了逻辑学的教科书，而且试图从技术论层面来解释形式逻辑的产生。

30 山内和高山等人关注逻辑性的背後可明显看出西田的影响。在这种看似只是对谢林《先验观念论体系》进行模仿的议论中，存在着西田围绕实在性与时间性之根源的独自思考，这与其後来的场所理论相关联。

许煜Hui, Yuk. 2016.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Falmouth: Urbanomic. 牟宗三，一九七一《理则学》台北?正中书局。高山通过使各种各样的思想传统相对化来摸索更具普遍性的规律，特别是他没有像西谷那样走向哲学的佛教化。另外，这种批判观点可以上溯至牟宗三的早期思想。原因有如下两点： 第一，牟宗三原本关注的是逻辑与存有论之间的重大区别。後经柯助主编告知，已觅得专业人士翻译此文。

三、从逻辑到双重普遍性 上文已经确认了牟宗三围绕逻辑性而产生的兴趣之性质，而且这个性质中存在着对中国文化的反省。目前在科技的加速主义式的进展中中国这个国家逐渐转为一种现实的反乌托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於今天的中国思想学者而言，牟宗三仍是一个需要超越的巨大存在。您在来中国之前对儒学思想的认识与长期在华定居后相比，有什么变化？ 贝淡宁：我想，多介绍一下我的学术背景可能会有所助益。

我们经常依靠儒家伦理来证明我们的观点。和其他在西方出生、长大的人一样，我曾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人一票是选拔公职人员唯一的道德上合法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报》：即便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既有完全否认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推崇西方文化者，也有打着儒家的旗号、实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如果统一战线听起来像是一个战时组织，旨在分清敌我以打败敌人，西方人怎么能看到它的好处呢？何不把英文译名改成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Outreach（文化和政治外联部）之类的说法？这样的术语能更好地反映统一战线的工作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与法家、墨家、道家进行了辩论，并吸收了他们的一些见解。研讨会结束后，我带着学生参观了位于山东省南部兰陵的荀子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评价杜维明等新儒家的主张？例如，杜维明将儒家伦理阐释为正在涌现的全球共同体之精神资源，而且他提出文化中国理念，在世界语境中理解中国人的含义。但是，在清华大学，我发现同事们经常探讨如何选拔和提拔德才兼备的公职人员——我称之为贤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自由民主有很多优点，我们应该从中学习。我决定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书，就是《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该书2015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自由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我并不是说儒家不关心自由，恰恰相反，儒家的和谐思想也重视多样性。它可以弥补选举民主的一些缺陷，例如只关注短期前景的缺陷。继其博士论文探讨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反思之后，加拿大政治哲学家贝淡宁又看到儒家与社群主义之间的很多共通之处，因而对儒学产生浓厚兴趣。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对贤能政治的辩护，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具有历史价值的文本，而不是旨在激发当今政治改革的文本。最终我来到了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省。

在儒学发展的背景下，需要重新思考儒学的有益价值及其对于当代社会的启示。因此，要让众多大学生对儒学感兴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做到这一点。

不过，从自身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在国内树立一个更好的模式，更多地依赖儒家式的软实力，更少依赖法家式的硬实力。2004年移居中国后，我意识到儒学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它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伦理观。所以我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儒学。但这几乎与和的意思相反。和谐的社会关系是人类繁荣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主流的价值观是自由平等，但是您却提出，自由不一定比和谐更重要。在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这样的辩论。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改良派和革命派将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落后于西方归咎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价值观。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知道孔子《论语》中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

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中信出版社，2016）、《中国新儒家》（Chinas New Confucianism,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8。

现代世界非常需要选拔和提拔具有超凡能力和美德的公职人员，他们需要具备丰富的政治经验。我了解到儒家与社群主义的主题有很多共同点，例如自我关系的观念和对自由主义作为普世理想的批判。

这样一来，美国就一直被列为自由国家。因此，我与清华大学学生莫映川合作设计了和谐指数（Harmony Index） 来弥补这个缺陷。简而言之，人类福祉的指标应考虑界定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和道德维度。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根据人类福祉的不同衡量标准对国家进行排名的社会指标激增。

我们经常需要思考社会层秩，比如正式用餐场合的座位排列，正式拍照的时候怎么站位。至少，我们需要说明中国人对和的用法是尊重多样性的，而不是强调同一性。

更准确地说，自由之家以美国宪法中保护和强调的权利作为道德框架，从《世界人权宣言》中选择相关权利。所以，儒家应该欢迎来自其他思想传统的批评，只要我们可以自由辩论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

和谐价值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大部分地区。从政治上讲，我更倾向于认为，要判断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制度是否在道德上合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应成为唯一或主要的判断标准。

选取儒家传统的一些精华，同时对于其糟粕——例如父权制——进行重新阐释，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可取的做法。我们要进步，就需要确保传统不要僵化、教条。2019年获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著有多部关于儒家文化、中国政治的学术专著，代表作包括：《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

在中文中本来是正面的术语，如果翻译不当，在英文中就可能是负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小学和非正式教育环境中越来越多地教授儒学是件好事，即使在此阶段主要是死记硬背，我觉得也不用担心。

很显然，儒家的一些观点和价值观，有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而非带来阻碍，比如入世的生活方式、对家庭成员长期福祉的关注、对教育和努力工作的高度重视等。我们衡量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四种关系：家庭和谐、国内和谐、世界和谐、自然和谐。

要实现美好生活、滋养有价值的社会关系，自由是一种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手段。这方面的辩论深深吸引了我。